抗生素的出现与发展导致了不同感染病原菌的消长与更迭，病原菌的耐药性伴随着各种新抗生素的投入使用不断增强，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过程提示在抗生素的使用与病原菌的消长及其耐药水平、感染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宏观的量化关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抗生素与病原菌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特定病原菌对特定抗生素的耐药机理，以及特定抗生素对病原菌的抑菌机理上，对于两者之间的上述宏观量化关系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医学研究开始涉及这一领域，有研究者发现，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和使用量的变化可以导致病原菌整体耐药水平以及耐药病原菌感染率的相应变化，证实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剂量－效应的性质。西班牙1979～1997年近20年间抗生素的消耗和病原菌耐药数据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肺炎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水平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消耗量, 以及肺炎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水平与β内酰胺类抗生素消耗量呈正相关；另一项科威特和瑞典两个高福利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两个国家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和氨苄西林消耗量的差异导致了与它们之间病原菌耐药性的巨大差别。这些针对国家的大范围研究结果对于指导有关国家和地区制定、修改控制抗生素使用的法规、检验合理使用抗生素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针对医院等较小范围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发现阿米卡星和第3代头孢菌素的消耗量与临床耐药菌株分离率密切相关。美国乔治亚州41个ICU进行的研究表明，万古霉素的使用量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分离率密切相关。针对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的研究表明，临床使用邻氯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的增多有可能促进CNS对甲氧西林耐药。此外，这一类研究还发现，通过对医院或病区抗生素使用种类或使用量的调整，可以降低病原菌的耐药水平或耐药菌株的分离率。如减少第三代头孢菌素中头孢他啶和头孢噻肟的使用量，加大第4代头孢菌素的使用量，可以大幅度降低革兰阴性病原菌的耐药率；增加氨苄西林／舒巴坦的使用量可以明显降低奇异变形杆菌和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水平。Landman 等通过减少头孢菌素、亚胺培南、克林霉素和万古霉素的使用，增加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抗生素的使用成功地降低了临床MRSA和耐头孢他啶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率。除此之外，通过宏观调整抗生素使用降低病原菌耐药水平的尝试在大范围研究中也取得成功。瑞典在1994年设立专门机构，启动了一项针对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的全国性系统工程——STRAMA（Swedish Strategic Program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Surveillance of Resistance），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抗生素不合理的使用，使该国抗生素的消耗量在短期内明显减少，同时病原菌的耐药水平也明显降低。

 

    上述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抑制病原菌耐药水平的快速增长，提高临床抗感染治疗的成功率，以及临床抗生素使用监测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仅为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通过对抗生素使用的宏观调控降低病原菌耐药水平的美好前景。但是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国内，至今尚未见相关研究的文献报道。目前在国内医院和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中，药物使用和病原菌耐药的数据分别由不同的职能科室和部门管理，这些数据和信息不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综合分析处理，这可能是造成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通过对临床抗生素使用的宏观调控降低病原菌耐药水平的诱人前景，国内应广泛开展相关的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医疗机构临床抗感染治疗的水平，也有助于加大国家现有促进合理抗生素措施的力度，节约国家医疗卫生资源，并将有力遏制病原菌耐药性不断增强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