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龋病是发生于牙硬组织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在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变形链球菌是龋病的主要致病菌，它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母系传播，父系传播和其他的横向传播方式。本文对变形链球菌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作一综述。

【关键词】  变形链球菌 传播

    【Abstract】  Dental caries, a kind of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bacteria, is always found in dental sclerous tissues, and the morbidity rate is highest in all oral disease. Streptococcus mutans are main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have kinds of modes of transmission. It includes that maternal, paternal and other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In this paper, the modes of transmission of Streptococcus mutans in people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Streptococcus mutans; MS; transmission

    早在20世纪60年代,Keyes［1］就首先论证:龋病是一种感染性的可传播的疾病。变形链球菌（Streptococcus mutans,MS.简称变链菌）目前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龋病病原菌之一。变形链球菌的传播和获得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就MS在人群中的自然传播做一综述。

    MS的母系传播这一观点是在发现母亲和婴儿口腔中MS分离株所产生的细菌素具有相似性的基础上而提出的。MS在人类口腔中的稳定定植需要有牙齿或者非脱屑表面的存在，所以，婴儿只有在牙齿萌出后才会获得MS。大量的基因指纹分析研究表明，在不同的人群中，儿童与母亲MS基因型的相似性程度是不同的，这随文化背景、家庭成员的密切接触和年龄而不同。

    Ersin［2］等对8对土耳其母子非刺激性唾液中的高水平MS进行研究(儿童年龄为2～3岁)发现，所有受试儿童都与其母亲的MS有相似的基因型。Li S等［3］选取了20对口腔中已有MS的儿童（3～4岁）与他们母亲为试验对象，检测发现20对母子中有16对（80％）有相似基因型出现，提示MS在此人群中的高传播现象。

    有学者的研究［4］证明在人类口腔中早期获得变形链球菌的主要途径是从母亲到子女的垂直传播。Lindquist等对15对0～7岁的幼儿进行了为期7年的母子追踪调查发现，儿童口腔中检出的26种基因型中有9种与他们母亲的完全一致，特别是儿童中新发现的一些基因型及原来存在然后丢失的基因型在其母亲中也有表达。

    Emanuelsson等［5］收集瑞士家庭中25例3岁儿童和他们母亲以及18例父亲的牙菌斑，结果显示有6例儿童与母亲的基因型完全一致。Spolidorio DMP等［6］对22个巴西家庭成员中获得的变链菌分离株进行AP-PCR分型，结果显示：有12个家庭中母子有相同的基因型。Kozai K等［7］收集了20个日本家庭（20对夫妇和他们的36个孩子）的牙菌斑标本，分析显示在孩子中发现的70种基因型中有36种与他们母亲的相同。我国学者对安徽一所幼儿园中的10名4～5岁龄儿童及其母亲的400株变链菌临床分离株进行基因型分析发现，4对母子各发现1个共有基因型，1对母子发现2个共有基因型［8］。

    但是De Soet JJ等［9］对21例患唇腭裂的儿童以及他们的母亲的唾液标本进行培养后用PCR法鉴定MS分离株，结果发现仅有38％的母子之间有相同的PCR分型。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患唇腭裂的儿童与母亲之间的MS传播并不常见，这可能与对患唇腭裂的儿童及其母亲的预防性处理有关。在对我国北京城区20对1～2岁幼儿与祖辈看护人之间变链菌传播情况研究发现，11名检出变链菌的幼儿，9名与祖辈看护人有相似基因型出现，而仅有3名幼儿与母亲有相似基因型，这可能与家庭幼儿日常看护人不同有着关联［10］。

    以上通过基因分型，染色体DNA指纹分析等的研究均提示：儿童通过胎盘和母乳从母体获得的被动免疫，可能选择性地使某些菌种定植，对母系来源的菌株具有偏爱。2  MS的父系传播

    MS的传播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过去的多数研究都表明MS主要沿母系传播，但近年来许多学者在MS的父系传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ErsinZ等［2］对8对土耳其母子及其中3对父子唾液中的高水平MS进行研究(儿童年龄为2～3岁)，结果显示孩子与父母亲有相同的基因型。Spolidorio DMPB等［6］对22个巴西家庭成员中获得的变链菌分离株分型的结果显示：有3个家庭的父子有相同的基因型。Kohler等［11］对从16个家庭中（16对母子，7对父子）收集的192株变链菌进行分析发现，有14对母子显示至少有1种核糖型有同源性，6对父子有1种相同的核糖型。在我国湖北省，瑞典学者Redmo I［12］对18个3岁儿童家庭的唾液和牙菌斑取材后进行分析，结果11个家庭成员同时分离出MS，3个家庭父子的一致，2个家庭三者均有基因型一致的菌株，MS在父子间传播的比例较高。Kozai K等［7］收集日本20个家庭（20对夫妇和他们的36个孩子）的牙菌斑标本, 分析显示在孩子中发现的70种基因型中有22种（31.4％）与父亲的相同。这个结果显示父亲或其他人都像母亲一样是变链菌传播的来源。我国的许学斌等［13］学者选取中国沈阳某幼儿园10名3～5岁的儿童及其父亲作为研究对象，取父亲非刺激性全唾液及儿童牙菌斑，结果儿童共分离出16个基因型，3个与父亲的一致。这项试验结果支持了中国家庭父子间存在MS的传播的观点。

    但是Emanuelsson等［5］收集了18例3岁儿童及其父亲颊面和牙合面表面的菌斑，尽管有2/3的父亲有高或很高的MS水平，但结果没有发现儿童的基因型与父亲的有相似性。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MS是以多种形式传播的。在长时间的相同环境中，与父母亲接触时间减少，MS就有可能在感染的窗口期横向传播。

    对于夫妻间的传播,早期研究表明成人间的MS传播的现象,动物和临床研究都显示成年后再接种细菌,细菌很难再定居［14］。

    在上述Emanuelsson调查瑞士家庭中是否存在变形链球菌属家族内相似性的试验中（收集25个3岁儿童及他们母亲，还包括18个父亲颊面和牙合面表面的菌斑），没有发现这11对夫妇之间有配对的基因型。Kozai K等［7］他们收集20个日本家庭（20对夫妇和他们的36个孩子）中的76例试验对象的牙菌斑标本,分析结果发现只有两对夫妇中有相同的基因型，传播几率较小。

但是在Ersin等［2］对8对土耳其母子，3对父子的非刺激性唾液中的高水平MS进行研究中发现配偶间拥有相似的基因型。Nie等［15］收集了11对中国家庭夫妇的颊面和牙合面菌斑，并对变链菌临床分离株进行血清型和基因型分型，3个月后再重复此过程。结果显示：第一次检测中有一对夫妇的变形链球菌有相同的基因型，但是在第二次的检测中发现该丈夫已经丢失了此基因型的变链菌。然而，另一对在第一次检测中没有发现有相同基因型的夫妇在3个月后竟发现了有相同的基因型。这些资料说明了夫妇之间有机会从彼此身上获得变形链球菌的传播株，结果表明了家庭中成人之间存在变链菌的传播，但是传播株要长久地存在于被传染者口腔中并非易事。

上文提到的Spolidorio DMP等［6］对22个巴西家庭从遗传性方面区分变链菌的不同的试验中，发现有7对孪生子有相似的基因型。

    还有许多学者也认为儿童在幼儿园中可以出现MS的传播。Mattos－Graner RO等［16］从一所巴西托儿所儿童口腔中分离变形链球菌群并进行基因分型。在24个孩子中，有约2～5种的变链菌分离株，约29％携带2种或三种基因型。同一间托儿所的儿童中出现配对变链菌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水平传播。

    我国的邹静等［17］对一所幼儿园24名3～4岁全托儿童进行研究，共检出29个不同基因型的变链菌，经DNA指纹分析，有2种基因型在11名全托儿童口腔中有重复检出。但同类实验［18］发现日托儿童中变链菌的水平传播程度明显小于全托班儿童。Renata MG等［19］也研究了来自3个城市9所幼儿园的35名MS感染儿童，对分离到的76个变链分离株研究发现有5名在同一所幼儿园儿童具有相同的变链基因型。

    此外，家庭外的传播现象也有报道，Kulkarni GV［20］对加拿大5个家庭的研究发现7个孩子口腔变链的23种类型种只有13％（3种类型）是来自母亲或父亲，而87％均属家庭外传播，这提示家庭外部的来源也很重要。

Caufield PW［21］提出婴儿变链的最初定居有一个明显的感染期限，超出此时期，变链就很难再定居了。MS感染的易感期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至5岁时，乳牙列菌斑微生物生态系即已基本稳定。幼龄阶段是获得MS的关键时期，被称为“感染期限(window of  infectivity)”,这一段时间平均在26个月左右。随时间推移，口腔菌丛逐渐稳定，MS定植难度加大。因此，在MS易感期采取减少父母亲唾液MS水平的措施，如使用洗必泰凝胶，氟化物涂膜等，可有效减少婴儿感染MS的机会，并随之减少龋病的发生［22］。

 

作者：刘运强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1 Keyes PH. Caries Arch Oral Biol.1960,1:304-320.

2 Ersin NK, Kocabas EH, Alpoz AR，et al. Oral Microbiol Immunol. 2004,19(6):408-410.

3 Li S， Liu T, Xiao X, et al. Caries Research. 2005, 39(5):417-421.

4 Lindquist B, Emilson CG. Caries Research，2004,38(2):95-103.

5 Emanuelsson I, Redmo, Li Y,et al.Oral Microbiol Immunol. 1998,13(5):271-277.

6 Spolidorio DMP, Hofling JF, Pizzolitto AC, et al. Brazili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03,34(3): 213-217.

7 Kozai K, Nakayama R, Tedjosasongko U, et al. Microbiol Immunol. 1999, 43(2): 99-106.

8 胡晓燕，李颂，梅陵宜.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7，21（3）：328－329.

9 De Soet JJ, Bokhout B, Buijs JF,et al.Cleft Palate Craiofacial Journal.1998,35(5): 460-464.

10 彭楚芳，王嘉德，葛立宏,等.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8，22（2）：198－201.

11 Kohler B, Lundberg A, Birkhed D,et al. European J Oral Sciences. 2003, 111(5):383-389.

12 Redmo EI, Li Y, Bratthall D. Oral Microbiol Immunol. 1998, 13:271-277.

13 许学斌,杨丹,刘淑杰,等. 广东牙病防治.2003,11(2).

14 Edman DC, Keene HJ, Shklair IL. Arch Oral Biol. 1975,20:145-148.

15 Nie M， Fan M， Bian Z. Caries Research. 2002,36(3):161-166.

16 Mattos-Graner RO, Li YH, Caufield PW. J Clin Microbiol. 2001,39(6): 2313-2316.

17 邹静,尚冉,周学东，等.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05,23(5):388-390.

18 尚冉,邹静,周学东,等.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06,24(6):527-529.

19 Renata MG. J Clin microbiol. 2001,39(6):2313-2316.

20 Kulkarni GV, Chan KH, Sandham HJ. J Dent Res. 1989,68(7):1155-1161.

21 Caufield PW, Cutter GR, Dasanayake AP. J dent Res,1993, 72(1):37-45.

22 刘艳玲,刘正,冯希平. 国外医学·口腔医学分册, 1998,25(5):264-267.